临床试验知情同意：风险告知、保障承诺与责任边界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条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书面同意；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

《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进一步要求，实施药物临床试验，应当向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如实说明和解释临床试验的目的和风险等详细情况，取得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自愿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受试者合法权益。

知情同意具有三项相互关联的功能。首先是保障自主决定，使受试者了解研究目的、程序、可能风险、预期获益、替代治疗及退出权利后，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或者继续参加研究。

其次是充分沟通风险，说明已知风险、不确定性及安全处置安排，而不是以概括性风险提示代替具体说明。

再次是呈现权益保障，说明研究相关损害的医疗处理、费用承担、补偿或者赔偿，以及保险安排。其中具体、明确的承诺，可能成为判断相关主体合同义务的重要依据。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要求，知情同意书的信息应当充分、完整、准确，并以研究参与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视频图像等进行表述；在知情同意获取过程中，研究者应按照内容向其逐项说明，并给予充分的理解时间。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还将受损害时获得免费治疗和补偿或者赔偿、新信息获取等列为应在知情同意书中告知的内容。

签署知情同意书是受试者表达参加研究意愿的重要证据，但不能仅凭签字就认定告知已经充分、意思表示必然真实，或者相关主体已经履行全部保护义务。

应当区分受试者是否知悉研究风险，与申办者、临床试验机构及研究者是否履行规范实施、风险管理、医疗处理和损害保障义务。受试者充分知情后同意参加研究，不等于放弃合法权益，也不等于同意相关主体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同样，某一风险已经被告知，不意味着该风险发生后便当然排除研究相关损害的治疗、补偿或者赔偿。风险告知与损害保障，应分别审查。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亦有相应的知情同意要求。2022年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下称“医疗器械GCP”）第十四条要求，知情同意书应说明预期受试者可能的受益和已知的、可预见的风险、退出权利以及发生试验相关伤害的治疗和/或赔偿等事项，不得含有会引起受试者放弃合法权益或者免除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和主要研究者、申办者应当负责任的内容。这与药物临床试验保障受试者自主决定、禁止不当免责的原则具有一致性。

临床试验项目文件可以具体说明研究相关损害的诊疗费用承担，补偿或者赔偿的条件、范围和计算方式，申请、评估、处理及给付程序，以及紧急救治、后续治疗和保险或者其他财务保障安排。

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26年修订）》（下称“2026年版药物GCP”）第四十五条规定，申办者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保证可以给予试验参与者和主要研究者补偿或者赔偿；提供法律上、经济上的保险或者保证用于补偿或者赔偿临床试验相关损害，并应与临床试验的风险性质和风险程度相适应，但不包括主要研究者和临床试验机构自身过失所致的损害。该条还规定，申办者应承担试验参与者参加临床试验相关损害的诊疗费用，及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七条第（四）项则区分了参与研究的合理费用补偿与研究相关损害保障：因参与研究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得到适当补偿；受到研究相关损害时，应得到及时、免费的治疗，并依据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据此，参试支出补偿、试验相关损害的诊疗费用，以及其他损害补偿或者赔偿，应分别确定依据和计算范围。支付参试费用不等于履行损害保障义务，支付医疗费也不当然意味着全部补偿或者赔偿义务已经履行；能否从其他款项中扣减，应审查实际付款性质及是否涉及同一损失。项目文件应将保障内容具体化，不能借约定排除应承担的义务。

“受试者自行承担全部风险”“发生任何损害研究方均不负责”“受试者及家属放弃追究责任”等表述，不能仅因受试者签署就当然产生免责效果。

2026年版药物GCP第十四条第（三）项要求，伦理审查委员会应当审查知情同意书中不得存在要求试验参与者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放弃合法权益的内容，也不得含有免除主要研究者、临床试验机构、申办者及相关服务供应商应当承担责任的内容。2020年版药物GCP第十二条第（七）项已有相应保护要求，并非新规首次确立。

相关条款的民事效力还应依据《民法典》判断。第五百零六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对于格式条款，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情形下，相关条款无效。

知情同意书可以说明试验风险，也可以依法合理约定补偿的范围和条件；但不能仅以受试者已经知悉风险并签字为由，免除相关主体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排除其已经作出的有效保障承诺。反过来看，保障范围有所限定，也不意味着相关条款当然无效，仍应结合其具体内容和法律效果判断。

2026年版药物GCP第十四条第（四）项要求，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确保知情同意书及提供给试验参与者的其他资料中包含的补偿信息，包括补偿方式、数额和计划，具有合理性。

这不宜理解为所有尚未发生的损害都必须预先约定固定补偿金额。金额无法预先确定的，也应尽可能说明哪些损害属于保障范围、补偿或者赔偿的金额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申请和处理。仅写“依法给予相应补偿”，并不当然使承诺失去效力；但内容过于笼统，会增加后续解释和履行争议。

除内容是否清楚外，还应注意重要保障条件是否已向受试者提示、说明。如果相关保障条款是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受试者协商的格式条款，还将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即提供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受试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并按受试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未依法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导致受试者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条款的，受试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研究相关损害保障与医疗侵权赔偿应分别审查。知情同意书能够记录风险和保障承诺，但不能独立决定损害原因与全部责任范围。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一方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这一规则不能直接套用于申办者的合同责任与临床试验机构基于独立行为产生的侵权责任；不同主体、不同义务仍应分别审查，同一损失不得重复受偿。

即使未认定临床试验机构或者研究者存在医疗过错，仍可能适用规范及项目文件产生研究相关损害的诊疗费用、补偿或者赔偿义务。

系列第二篇《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损害：如何判断是否与试验相关？》讨论的富某案即体现了这一点，不能将医疗过错作为承担研究相关损害保障义务的唯一前提。

如存在入组不当、违反试验方案、给药或者操作不当、未及时处置不良事件等问题，应分别审查具体主体的义务违反、损害和因果关系。

受试者已同意参加研究，不是相关主体免除责任的理由；研究相关损害保障与侵权责任可能同时涉及，但同一损失不应重复获得补偿或者赔偿。

知情同意书载有补偿承诺，不意味着试验期间发生的一切损害均应由申办者承担。应审查基础疾病、其他可能原因和医学证据，并结合条款所设保障条件判断。

研究相关性不足时，也不能省略对独立诊疗过错或者其他侵权责任的审查。

改以合同承诺主张权利，不等于可以不再审查损害和因果关系。对于附有“研究相关损害”条件的保障承诺，应判断该条件是否满足；对于未履行投保等承诺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则应审查违约行为与所主张损失之间的联系。

2026年版药物GCP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主要研究者获得可能影响试验参与者继续参加意愿的新信息时，应及时告知试验参与者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并作相应记录；如有必要，应再次签署知情同意书。第（八）项要求，试验参与者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在参与试验期间持续获得后续更新版本。

申办者也承担相应职责。第三十九条要求申办者制定试验方案、研究者手册、知情同意材料等文件并及时更新，向主要研究者和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供最新文件；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要求，申办者应将发现的可能影响试验参与者安全或者参与意愿等的新问题及时通知相关主体，确保试验参与者及时获知，并按规定对相关文件进行必要更新。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八条还规定，与研究参与者相关的研究内容发生实质变化；研究风险实质提高、增加或研究参与者民事行为能力等级提高的情形下，应再次获取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亦有相应要求。2022年版医疗器械GCP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知情同意书更新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后，应确保所有受影响且未结束试验流程的受试者，都签署新修订的知情同意书。

因此，已经签署旧版本知情同意书，不意味着后续告知义务消失。但需要区分文件更新、向受试者告知和重新签署：并非每次文件更新都必须重新签署，是否需要再次签署，应根据新信息的影响及适用规范判断。

知情同意书、试验方案、研究者手册、补偿方案、临床试验合同和保险文件承担不同功能，不要求文字完全相同，但涉及受试者保障的内容应相互衔接。

发生争议时，应审查文件是否履行必要的伦理审查程序，版本及形成时间如何，受试者实际获得并签署哪个版本，保障承诺由谁作出，以及文件之间的差异是否已充分说明。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要求，经伦理审查批准的研究需要修改知情同意书等材料时，研究者应当将修改后的文件提交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

合同条款的解释，应依《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结合相关条款、行为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含义。属于格式条款的，依第四百九十八条先按通常理解解释；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申办者与临床试验机构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协议，不能仅凭内部安排对抗受试者依据法律和有效承诺享有的权利；内部约定也不能当然证明各主体对受试者均负有相同的直接给付义务。

保险安排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投保，还在于保障说明是否与实际安排相符。

以申办者为被保险人的责任保险，可以分散其赔偿风险，并可能支持相关责任履行，不能一概认为其不具有受试者保障作用。但是否符合具体承诺，仍应结合承保范围、触发条件、除外责任及理赔安排判断。

知情同意书若以“进一步保障您的权益”说明保险，应避免使受试者误以为任何研究相关损害均可直接获得保险赔付。保险合同中的免赔额、责任限额或者除外责任，也不能当然限制申办者依适用规范和有效承诺应承担的义务。保险给付与申办者的直接保障义务，应分别审查。2026年版药物GCP第四十五条对保险或者保证范围的限定，也不意味着主要研究者或临床试验机构可以免除其自身过失所致损害的责任。

在李国贤、冉勇诉北京乔治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等药物临床试验合同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冉某参加卒中治疗研究后死亡。知情同意介绍载明，研究资助方已提供保险，发生研究相关伤害时，由资助方和相应保险公司依据相关条款提供免费医疗和补偿。[1]

二审法院结合乔治公司作为中国区域申办者、资助人，提供方案、药物及知情同意文件，与医院共享研究数据和成果等事实，认定其虽未直接与受试者签订合同书，仍成立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

法院结合当时适用的2003年版药物GCP第四十三条及《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将保险承诺解释为以受试者为被保险人、补偿其受试中所受损害的保险。乔治公司仅购买以研究院及关联公司为被保险人的责任保险，未履行该承诺，构成违约。

鉴定认为死亡根本原因是患者自身脑梗塞面积大及恶性进展，但涉案研究包含非常规诊疗，其效果与风险正是研究内容，也是受试者面临的风险所在。因申办者未明确界定并告知“研究相关伤害”，法院作较宽泛的条款解释，将本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这并不等同于认定试验在医学上导致死亡。法院以未履行投保承诺使患方丧失保险补偿权利为责任基础，扣除前案医院已赔偿的非精神损害部分，判令乔治公司赔偿292,765.75元，未支持医院、北京大学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

本案对“研究相关伤害”的宽泛解释，依赖特定研究设计、文件表述及当时适用规范，不能推广为所有试验期间死亡均属研究相关损害，也不能据此要求现行所有项目一律购买特定类型的人身保险。

在上海某药业有限公司、於某凤等合同纠纷案中，于某民参加YY-20394药物临床试验后出现血小板持续下降，后死亡。而知情同意书承诺，申办者提供保险，并对研究相关损害报销治疗费用及给予相应经济赔偿。[2]

公司虽未在知情同意书上签章，但合同关系并不仅限于书面形式。而且其作为申办者提供研究药物、资金及试验方案，享有或者共享研究数据和成果，文件亦明确列明其保障义务。法院据此认定其与受试者通过事实行为建立合同关系。结合“为进一步保障您的权益”等表述及案涉保单，法院认为实际购买的责任保险未兑现文件所表达的进一步保障，构成违约。这是对本案承诺与实际保险是否相符的判断，并非认定责任保险一律不能保障受试者。

法院综合补偿标准未明确、试验药物与死亡的因果关系及保险陈述不足等因素，以相关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20%酌定经济补偿。该比例是个案补偿计算标准，并非医学因果关系参与度，也不是同类案件的统一标准。

二审还对两类付款作了不同处理：此前报销的医疗费属于依规依约承担的治疗费用，且未计入经济补偿基数，不从补偿款中再次扣减；一审判决后另行实际支付、包含补偿及相关诉讼费用的款项，则依本案履行事实从补偿总额中扣减，并相应变更给付判项。因此，应先识别付款性质，不能笼统认为已支付费用即可冲抵其他义务。本案适用2020年版药物GCP，其合同解释具有参考意义，但责任范围仍应依具体文件、医学证据及履行情况判断。

在蒋某、金某等诉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天晴公司”)、湖南省肿瘤医院合同纠纷案中，患者参加由正大天晴公司委托湖南省肿瘤医院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双方签订的《临床试验协议》明确约定，发生经研究者判断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时，由正大天晴公司承担受试者的医疗费用及相应经济补偿或者赔偿。[3]

患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则进一步明确，正大天晴公司为协办方，若受试者遵循研究医生和工作人员指导，却因按研究计划正确给予的药物或者研究步骤受到身体损害，由正大天晴公司承担医疗费用及相应经济补偿或者赔偿。文件同时载明，正大天晴公司已为研究购买了相关保险。

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临床试验协议》及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已知悉委托关系的事实，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认定医院在授权范围内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直接约束正大天晴公司与受试者。法院又结合研究医生在微信沟通中的专业判断及相关证据，认定患者因研究发生身体损害，支持由正大天晴公司承担相应医疗费用及经济补偿或者赔偿责任，未判令医院承担该项合同责任。研究相关身体损害的认定，不宜直接等同于对患者最终死亡作出确定的医学因果关系判断。

考虑临床试验的公益性、前瞻性及风险不确定性、患者晚期肺癌并肝转移的原有病情，以及家属后续拒绝转院、转入重症监护和有创抢救等情况，法院酌定公司赔偿所认定损失的30%，未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该比例是本案一审的个案处理，不是一般补偿标准。

知情同意书不是受试者承担全部风险的确认书，也不是确定所有责任范围的唯一文件。其法律价值在于保障自主决定、充分沟通风险，并清晰呈现相关主体作出的保障承诺。

发生争议时，应结合项目角色、委托关系、实际履行及项目文件，判断保障承诺对哪些主体产生约束，并依损害原因、研究相关性和承诺的适用条件确定给付范围。

对于申办者，应确保保障表述与实际保险、项目合同及履行机制衔接；对于临床试验机构和研究者，应确保风险告知、损害处理及相关医学判断有充分、准确的记录。真正有效的知情同意，不仅在于受试者签了字，更在于受试者是否充分知情，以及承诺的保障能否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