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私募对赌遇上婚姻财产：创始人配偶的偿债风险与隔离策略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构建了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基本规范框架，以“三类型”结构取代了此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立的“婚内债务推定论”。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该条文可解构为三种独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路径。

在对赌回购纠纷中，回购义务的金额通常以千万元乃至数亿元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家事代理型路径几乎不具备适用空间。投资人须诉诸共同意思表示型或债权人证明型两种路径向配偶主张权利。三种类型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及典型适用场景归纳如下：

对赌回购债务具有鲜明的商事特征，其金额之大、义务触发之或有性、责任承担之单向性，均使其与日常生活消费型债务存在本质区别。在规范适用上，若配偶存在签署协议、参与谈判、在相关决议上签字等明示或可推定的意思表示行为，可依据共同意思表示型路径主张共同债务。若配偶未直接表达举债意思，投资人则需依据债权人证明型路径，举证证明回购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此处的规范适用逻辑关涉举证责任的重大分配——在配偶未签署协议的情况下，投资人须承担证明债务用途或配偶受益情况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风险。

“共同生产经营”是《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法律条文本身未对该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作出明确界定。在现行有效的司法文件中，江苏高院《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48条提供了最为系统的界定标准。

审理指南第48条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界定为三种具体情形：夫妻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夫妻另一方在生产经营中受益的情形。上述三种情形呈现出从“形式共同”到“实质受益”的递进关系：第一种情形强调意思表示层面的共同参与，通常需要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等书面证据加以证明；第二种情形涉及夫妻内部的授权代理关系；第三种情形以结果导向为特征，即便配偶未参与经营决策，只要其从生产经营中实际受益，即可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审理指南第48条同时列举了可资考量的具体因素，包括举债期间家庭是否购置大宗财产、债务是否用于双方共同从事的生产经营事项、配偶是否从中受益等，为法官提供了裁判指引，也为投资人指明了举证方向。

在审理指南第48条确立的宏观框架之下，上海一中院在《夫妻共同债务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及裁判要点》中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三要素”审查法。

上海一中院的“三要素”审查法并非要求三个要素同时具备方可认定共同生产经营，而是提供了法官审查此类问题的分析框架。在具体案件中，三个要素的证明强度可相互补强——若某一要素的证据特别充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要素证明力度的不足。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经历了重大的立法转向。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立了“婚内债务推定论”，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原则上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配偶一方须承担证明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将认定标准调整为“共债共签”原则，并将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的举证责任转由债权人承担。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吸收了上述司法解释的核心内容。学理上将现行规则概括为“三共同说”，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须满足“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三项标准之一。

从“夫妻债务推定论”到“三共同说”的立法转向，体现了立法者在保护债权人信赖利益与保护配偶财产权益之间的价值再平衡。这一转向对对赌回购纠纷中的投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旧规则下，投资人仅需证明债务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主张共同债务；而在现行规则下，投资人须主动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举证难度显著增加。

在现行举证责任分配框架下，投资人作为债权人须围绕以下方面组织证据、完成证明。

在证明标准上，投资人须使法官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内心确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赌回购债务具有特殊性——回购义务是创始人因目标公司未实现对赌承诺而承担的单向给付义务，回购义务人并未因该义务的承担而直接获得对价。部分裁判观点认为此类“纯负担债务”难以直接对应“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用途。因此，投资人在举证时应当着重强调回购义务的根源在于投资人对目标公司的股权投资，该投资款项实际用于了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配偶从该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了股权增值、分红收益等实际利益，从而建立回购义务与共同生产经营之间的实质关联。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提供了规范框架，但规范条文本身并未穷尽实践中纷繁复杂的事实样态。在私募基金对赌回购纠纷中，实际控制人签署回购协议后，其配偶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法院如何在具体个案中解释和适用“共同生产经营”标准，是实务界最为关切的问题。本章选取三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典型案例——小马奔腾案、郑少爱案以及韩颖/郭佳案——进行深度剖析，梳理法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逻辑与核心要素，为投资人和创始人家族提供可参照的实务指引。

小马奔腾案是私募基金对赌回购领域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里程碑案件。2011年，小马奔腾的实际控制人李明与建银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建银文化”）签订《投资补充协议》，约定小马奔腾须于2013年12月31日前实现合格上市，否则建银文化有权要求李明按约定价格回购股权。2014年1月1日，李明因病猝然离世，其遗孀金燕随即出任小马奔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接管公司经营管理。2016年，建银文化依约主张回购权，要求金燕承担约2亿元的回购债务。金燕抗辩称，其未签署对赌协议，不应对李明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李明基于对赌协议所负的回购义务，是否属于其与金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该争议的复杂性在于，回购债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借款”或“消费性支出”，而是具有或有性、负担性的商事债务——当对赌条件未成就时，债务甚至不会实际发生。如何在此类特殊债务形态下适用《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考验着裁判者的法律解释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2195号裁定书中，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逻辑。

小马奔腾案的裁判要旨可归纳为：当配偶曾任或现任目标公司股东、董事等重要职务，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且对赌安排使其享有股权溢价收益时，即便其未在对赌协议上签字，实际控制人因对赌失败产生的回购债务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案确立了“身份参与+利益共享”的双重审查标准，为后续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重要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回购债务的“负担性”特征并未成为法院排除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障碍。法院并未将回购义务视为纯粹消极的债务负担，而是将其还原为股权投资关系中的风险对价——投资人在注入资金时，股权价值相应提升，配偶作为共同财产的共有人一并受益，因此回购义务作为风险的另一面，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2021）最高法民申4323号案（郑少爱案）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不仅维持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结论，更在裁判文书中作出了“无论商业经营行为的最终结果系盈利或亏损，后果均应及于夫妻双方”的明确论断，为实务界理解和适用“共同生产经营”标准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本案的基本事实为：福建夜光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夜光达”）未能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在限期内完成上市申报，投资人广州霍利投资管理企业（以下简称“霍利投资”）遂主张股权回购权，要求实际控制人许明旗及其配偶郑少爱共同承担回购款的偿还责任。

与小马奔腾案中配偶自始至终深度参与公司经营有所不同，郑少爱在夜光达公司的任职经历呈现出“股东转高管”的阶段性特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郑少爱曾任夜光达公司股东；后将股权转让给许明旗，但并未淡出公司管理层，而是陆续担任监事、监事会主席及财务副总经理等核心要职。这种身份转换并未削弱其对公司经营的实质影响力，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公司经营的分工协作。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逻辑呈现出更加严密的规范结构，同时援引了“共同生产经营”和“共同意思表示”两项规范依据。

郑少爱案的核心要旨在于：即使配偶已将股权转让给实际控制人，只要其仍在公司担任监事、高管等重要管理职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对投资协议明知并同意，则回购债务可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案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共同生产经营”不以配偶持股为必要条件，持续担任核心管理职务本身即可构成共同经营的充分证据；同时，法院关于“盈利或亏损后果均应及于夫妻双方”的论断，为回购债务这类负担性债务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扫清了理论障碍。

（2021）京民终208号案（韩颖/郭佳案）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边界进一步拓展至“间接持股+关联任职”的复杂情形，展现了法院在面对多层次股权结构和关联公司安排时的审查方法。

本案中，珠海横琴乐瑞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横琴乐瑞”）与韩颖签订对赌协议，约定若目标公司未能按期完成上市，韩颖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回购条件触发后，横琴乐瑞起诉要求韩颖及其配偶郭佳共同承担回购款的偿还责任。郭佳的抗辩理由具有较强的形式正当性：其并未在对赌协议上签字，亦非目标公司的直接股东，似乎与回购债务缺乏直接关联。

然而，投资人通过深入调查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事实图景：郭佳虽未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但通过持有多个上层股东的股权或合伙份额，实现了对目标公司的间接持股；同时，郭佳在其中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职务，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了公司重要人事任命和经营决策。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逻辑，体现了穿透式审查的司法理念，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法律关系，而是深入考察配偶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实质参与度。

通过对上述三个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可以归纳出法院在认定对赌回购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所依循的四项核心要素。

上述四项要素并非截然分离的独立要件，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印证的综合判断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不会要求四项要素全部满足，而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整体性评价。小马奔腾案中，法院主要基于要素一（股东、董事身份）、要素二（参与公司经营）和要素三（股权增值利益共享）作出认定，对于要素四（明知且未异议）则通过要素一和要素二进行事实推定。郑少爱案中，法院同时确认了四项要素——郑少爱曾任股东（要素一），担任监事会主席和财务副总（要素二），股权系共同财产（要素三），审议公司报告且明知协议内容（要素四）——形成了最为完整的证据链条。韩颖/郭佳案中，法院在要素一上采取了穿透式认定方法，将间接持股纳入审查范围，并在要素三上放宽了实际受益的证明要求，体现了更加务实的裁判取向。

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而言，投资人需就上述要素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范结构，主张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通常为投资人），应当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在实务操作中，投资人应尽可能在对赌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保留配偶参与经营、知悉对赌安排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会议记录、往来邮件、决议文件等，以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对于配偶一方而言，若欲避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则应从源头上避免在被投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参与经营决策，并在知晓对赌安排时明确表示反对，留存相关证据。

因此，当配偶深度参与公司经营、实际分享经营收益且对对赌安排知情时，法院倾向于将对赌回购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然而，司法实践中亦存在大量否定性裁判。这些裁判并非对《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机械适用，而是对“共同生产经营”内涵的严格界定和对举证责任的审慎分配。以下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否定性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中提炼配偶方可资援引的抗辩事由体系。

上海用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用久合伙”）与陆晓奇、杭州荷杭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杭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用久合伙向荷杭公司增资2000万元，若荷杭公司未能在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转让和做市交易，陆晓奇应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此后，荷杭公司未能按期完成挂牌，触发了回购条件。用久合伙遂提起诉讼，要求陆晓奇履行回购义务，并以其配偶何隽逸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将何隽逸列为共同被告。

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何隽逸本身系公职人员，并未在荷杭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亦未签署任何与增资或对赌相关的协议。用久合伙主张何隽逸承担责任的主要依据为：何隽逸名下开设有26个以上银行账户，不符合公职人员的通常情况；何隽逸未能提供全部账户明细，存在恶意隐瞒之嫌；增资款投入荷杭公司后约一年时间即全部亏损，而陆晓奇与何隽逸恰在此期间达成离婚协议，用久合伙据此推定何隽逸对荷杭公司的经营情况知情并实际参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从“共同意思表示”和“共同生产经营”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论证，最终认定涉案回购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上海用久案的裁判要旨与前述小马奔腾案、郑少爱案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两案中，配偶金燕、郑少爱均在公司担任核心职务、参与经营决策，法院据此认定回购债务具有“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属性；而在上海用久案中，何隽逸的公职人员身份、未在公司任职的事实，以及回购义务的“纯负担”性质，共同构成了否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充分理由。

朱继中与温斌斌等签订《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朱继中就其控制的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义腾”）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因朱继中未按期履行，温斌斌提起诉讼，要求朱继中的配偶杨慧霞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杨慧霞与朱继中系夫妻关系，案涉债务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持股结构上，苏州德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河南义腾34.4%的股权，而杨慧霞系苏州德继的唯一有限合伙人，持有苏州德继40%的合伙份额，进而间接持有河南义腾的股权。温斌斌据此主张，杨慧霞通过间接持股分享了河南义腾的经营收益，涉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案号为（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作出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尚未实施，一审法院依据当时有效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杨慧霞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期间，前述司法解释已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对一审判决进行了纠正。

前文分析反复印证了一个核心命题——“共债共签”是防范配偶偿债风险最有效的法律手段。郑少爱案中，法院之所以认定共同意思表示，重要依据之一即配偶签署了公司半年度报告并对投资协议知情同意；反之，上海用久案中配偶未签署任何对赌相关文件，成为法院否定共同债务的关键因素。因此，投资人在交易架构设计阶段即应将对赌协议签约主体的安排作为优先事项。

具体而言，投资人应当要求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签署专门的“配偶同意函”，明确确认：其已知悉并同意本次投资安排及对赌条款，承诺对对赌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该同意函应独立于对赌协议之外单独签署，避免配偶事后以“未阅读主协议内容”“受欺诈或胁迫”等事由主张意思表示瑕疵。若条件允许，更优的方案是直接将配偶列为对赌协议的共同签约主体，使其以合同当事人身份直接承担回购义务，从而彻底规避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框架下的举证不确定性。此外，投资人还可在投资协议中增设“配偶信息变更披露义务”条款，要求创始股东在配偶持股、任职状况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投资人，以便动态评估偿债风险。

从前文的案例对比中可以清晰看出，配偶是否在公司持股或担任重要职务，是法院认定“共同生产经营”的首要考量因素。小马奔腾案和郑少爱案中，配偶均具有“股东+高管”的双重身份，法院据此直接推定了共同经营关系；而朱继中案中，配偶仅通过有限合伙间接持股、未参与经营管理，法院则否定了共同债务的认定。因此，投资人在尽职调查阶段应当对配偶的身份信息进行专项核查。

尽调清单至少应包括以下事项：

上述信息的核查不仅有助于投资人评估配偶的偿债风险敞口，更能为后续可能的诉讼提供关键证据支撑。

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讼中，投资人承担举证责任，需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从前文梳理的裁判规则来看，法院认定共同生产经营所依赖的证据类型高度集中：股东会决议上的配偶签字、配偶以高管身份签署的财务报告、配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邮件往来、配偶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或授权文件等。因此，投资人在投资后应当建立系统化的证据留存机制。

具体操作中，投资人应要求目标公司在每次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后及时提供完整的会议记录及签字页原件或经核证的复印件；对于涉及对赌条款变更、业绩承诺调整等重大事项的决议，应特别关注配偶是否参会或签字，并予以标注存档。在日常沟通中，投资人应养成保存配偶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的习惯，必要时可通过公证方式固定。此外，投资人还应定期关注目标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信息，若发现配偶的股权结构或职务发生变动，应及时了解背景并留存相关资料。这些看似冗余的档案管理工作，在回购条件触发后可能成为决定诉讼胜负的关键筹码。

从创始人配偶的角度而言，避免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人的第一道防线，即是在交易文件签署环节保持审慎距离。前文分析表明，“共同意思表示”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最为直接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路径，一旦配偶在对赌协议或相关融资文件上签字，投资人即可援引“共债共签”原则主张共同清偿责任，无需再就“共同生产经营”承担繁重的举证责任。

因此，配偶应当避免在任何涉及对赌条款的文件上签字，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协议、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业绩承诺函等。即便配偶在公司担任一定职务，对于超越其日常职责范围的融资类文件，亦应拒绝签署或以“需经授权”为由回避。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事后追认”的风险——配偶在知晓对赌安排后，若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表示同意，亦可能构成共同意思表示。实践中，配偶在投资人催告回购时的回应措辞、在夫妻内部沟通中对回购义务的态度等，均可能成为法院认定追认事实的证据。因此，配偶在得知对赌安排后，应避免作出任何可能被解读为认可或接受该债务的表述。

前文四要素分析表明，配偶在公司的任职情况是法院认定“共同生产经营”的核心考量因素。小马奔腾案中，金燕因曾任法定代表人、董事而被认定深度参与经营；郑少爱案中，即便从股东转为高管，法院仍基于其监事、财务副总等职务认定了共同经营关系。这意味着，配偶在公司中的职务头衔绝非“虚衔无害”——只要该职务涉及公司经营管理或财务监督职能，均可能成为投资人主张共同债务的突破口。

因此，创始人配偶在决定是否接受公司职务任命时，应当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若配偶本身具备专业能力且确实参与公司经营，可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接受职务，但应明确知悉由此产生的潜在债务连带风险；若配偶并无实际经营参与，仅为满足工商登记或家族安排而接受名义职务，则应审慎考虑是否值得为此承担对赌回购的连带风险。在实务中，配偶应尽量避免担任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等涉及决策或监督职能的职务，若必须持股，可考虑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有限合伙等间接持股架构，在法律上隔离直接的经营参与外观。

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是法院推定“共同生产经营”的重要辅助因素。韩颖/郭佳案中，配偶通过关联公司任职、资金往来等方式与公司经营产生了紧密关联，成为法院认定共同债务的补强理由。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来看，投资人往往难以直接证明配偶参与了公司经营决策，但若能够证明家庭账户频繁接收公司款项、家庭大额支出由公司承担、夫妻共有房产由公司出资购置等财产混同事实，法院即有较充分的依据推定配偶与公司经营存在实质性联系。

因此，创始人及配偶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的分离管理制度。具体措施包括：避免通过配偶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营业款项或向客户支付款项；避免公司以配偶个人名义购置不动产或车辆；避免将家庭日常开支与公司经营费用混同报销；若配偶因合法原因从公司取得薪酬或分红，应通过正规财务流程发放并保留完税凭证。此外，在婚姻关系出现危机时，创始人应避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公司股权或经营收益全部分割给配偶——（2019）京民终1463号案已明确，即使离婚，配偶仍需在分割所得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此类安排不仅无法实现风险隔离，反而可能因显失公平而被法院认定为恶意转移财产。